訪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李宜學老師

◎圖/李宜學老師提供，文/李大巧
刊登於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友會101學年下學期發行之系友電子報

訪談時間：102年6月13日10:00

訪談地點：中央大學文學院一館研究室

    李宜學老師已在本系任教多年，這學期受聘為專任助理教授。我與老師相約在研究室，展開訪談，一起分享老師的讀書、生活點滴。

    宜學老師出生於彰化鹿港，因母親是國小老師，所以從小就自自然然接觸到語文活動，曾參加過各項國語文競賽，直到高中，多次擔任校際演講比賽的學校代表。出於年輕好勝，為了能在比賽中獲得好名次，老師利用課餘時間背誦了許多名篇佳句，擴充辭彙，以備不時之需。由於興趣、環境使然，日後就讀中文系對宜學老師來說，「好像就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

    國、高中時期，熱愛創作，常報名寒暑假的文藝營。高二升高三那年夏天，在一個「古典詩創作」的文藝營課程中，聽了一位彰化地方詩人的演講、指導，意外開啟宜學老師的古典詩創作之路，寫下生平第一首古典詩。準備大學聯考期間，晚上讀書累了，常就順手拿起一本《唐詩三百首》，隨興翻閱，充完電後，再繼續念書。

進入大學，除了系上的課業，宜學老師著力於現代散文創作，年年投稿校內「中興湖文學獎」、校外「全國學生文學獎」，頻頻獲獎；每到暑假，便向「全國巡迴文藝營」報到，跑遍東海、政大、靜宜等校園，渴望能一睹心儀作家的廬山真面目，聽聽他們的創作經驗談。老師就讀的中興大學，雖以農、林立校，但仍有濃厚的文學氣息，系上開設了「新文藝」、「文學批評」、「小說選」等現代文學課程，數量不多，但鼓勵學生創作的老師卻不少；「中興湖文學獎」也常見其他院、系的同學投稿，並得到相當不錯的名次。在這樣親近文學的校園氣氛中，又有同好者相互切磋，不啻更豐富了宜學老師的文學靈魂與創作靈感。

此外，宜學老師也投入許多精力參加社團活動，計有編輯社、詩社。編輯社的平時社課，以學長姊的編輯經驗傳承為主，常態性出版報刊、系刊、校刊等，也會承辦或參加編輯營，印象中，全國大專院校的編輯社都會齊聚一堂。由於在編輯社學到的知識與訓練，老師事後回想：當初若沒有繼續念中文研究所，或許可能成為一名編輯。至於詩社，社課分創作、吟唱兩組，平時各有例行性活動，但每到十月左右，便進入集訓期，那是為了參加十二月的「大專青年聯吟大會」，此一集訓，除了使社內詩友的感情、創作功力更上層樓之外，也因為與國樂社同學（一度還曾向外校國樂社借將）合作演出，得到彼此激盪、相互成長的機會，共同組成四、五十人的隊伍，浩浩蕩蕩北上參加比賽（只有一次是在南部中山大學舉辦），「那真是當年各大中文系的年度盛事啊！」宜學老師回憶道。

    聊完大學生活，話鋒一轉，就到了研究所的學習階段。碩士班時，宜學老師仍持續創作、獲獎，但對於研究，老師坦承：初為碩士生，一時之間尚無法順利從純感性的體驗、創作習慣，轉入理性思辨為主的學術軌道。當年中山大學中文所碩一，有門必修課：「文史資料討論」，學生須自擬一個論文題目、大綱，與授課老師反覆討論一整個學期。討論過程中，面對老師不斷的提問、質疑、逼問，班上同學幾乎都毫無招架之力，宜學老師也深受打擊，挫折感極大。但也正因為如此，老師下定決心努力摸索、刻苦研讀，並與同學共組讀書會，逐字細究老師於課堂中再三提及的亞里斯多德《詩學》、韋勒克《文學理論》等著作，急起直追，期能填補過去薄弱的研究基礎。經過這些付出，再加上系上楊雅惠老師、指導教授簡錦松老師的悉心引導，終於在碩三寫李商隱詩的論文時，才感覺到似乎摸著了文學研究的邊。

    博士班進入清華大學中文所，隨蔡英俊老師繼續研究中國古典詩，又選修、旁聽其他老師的課，宜學老師覺得，自己的學術眼界逐漸開闊，但或許是因為課業、工作壓力的緣故，原本熱衷的文學創作，卻逐漸減少了。當時所上規定：每位博士生畢業前均須開設一門課。所以，老師自博二起，已開始在大學教書、兼課，分別於大一國文、中文系輪流開設過「杜甫詩選讀」、「李商隱詩選讀」等課程，算算至今，已近十年。

在這段不算短的教學生涯中，宜學老師接觸過六年級後段班、七年級甚至八年級的學生，對於這三個世代，老師的感想是：剛開始教書的幾年，課堂上學生的年齡、受教背景，都與自己相近，因此，可以較輕易地使用同一種語言、同一套知識系統來溝通，並不覺得有隔閡，直到某日，課堂上一語帶過「七國之亂」，課後卻有學生前來詢問，才驚覺已不能用自己接受義務教育時的思維，看待越來越年輕的學生了！所以，宜學老師現在也會隨時自我提醒，須適時調整教學方法、授課內容，才能讓學生順利消化、吸收，進而愛上文學。

最後，老師期勉中文系的學生，在校期間，辦活動、接觸不同資訊、發展多元興趣固然重要，但型塑自己本科的專業素養，也同等重要，尤其要尊重、看重自己的科系，因為「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

訪洪漢鼎老師

◎圖/網路資料，文/李大巧
刊登於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友會101學年下學期發行之系友電子報

時間：102年3月14日12:00

地點：中央大學香草庭園

    與漢鼎老師從新建的文三館沿環校道路走往餐廳的路上，得知老師近十年來主要待在台灣，進行老師此生最大的願望：在東方──尤其是華語區──推動詮釋學，現已在山東大學建立了「中國詮釋學研究中心」，迄今已出九期《中國詮釋學》雜誌、舉辦十屆兩岸三地研討會並統籌「詮釋學研究叢書」。這十年中，先後造訪了宜蘭佛光大學、台北世新大學、淡江大學、台南成功大學，在自平老師的邀約下，這學期來到了桃園中央大學為我們講授「詮釋學」（大學部）及「《真理與方法》經典研讀」（研究所），雖只是詮釋學的基礎講授，但老師期待在他的拋磚引玉下，能引發更多學者研究。

    席間與老師聊到世新的同事──酒党党揆曾永義老師，勾起了老師對苗力田老師的回憶。苗力田老師也是攜研究生們飲白酒，與苗老師最後的一起會面，是去參已屆耄耋的苗老師的博士生答辯（編按：論文學位口考），會後一同用餐，頗好杜康之道的苗老師自是在席上暢飲，漢鼎老師認為如此年紀也該為自己的身體著想，不能再像年輕人般豪飲，於是勸苗老師少飲些。無奈愛酒者一頓飯中不沾杯實屬難事。隔天，漢鼎老師就接獲前一日參加答辯的老師的報喪電話，令老師難過不已，因逢週末，當下就提筆寫了篇〈悼念苗公〉，並於隔天刊於《光明日報》。於此同時，老師也不忘生命就是運動，即使在古稀之年，也不忘健身和運動，以使自己保持好的體能與體態。

    在社會動蕩的年代，能夠讀書的時日不多也顯得特別珍貴，五十年代中期在北大讀書的漢鼎老師，在賀麟老師的建議下，對斯賓諾莎的作品多有研究，也花了心力修習德文課，這成為了漢鼎老師後來去德國的助力。六十年代初北大畢業老師曾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研究生考試，雖然成績卓越，但因所謂政治問題，不予錄取，反而被分配到陜西縣城，在此經歷了那場痛苦萬端的文化大革命（編按：洪漢鼎老師推薦其《斯賓諾莎哲學研究》自序［北京：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10月，頁1-18。］，有其文革生活記錄。）1978年大陸恢復研究生考試，為了入北京戶口，老師再次參加並得到錄取，並以八個月的短時間迅速獲得碩士學位，《光明日報》1979年6月曾刊〈中國第一個畢業的研究生〉記錄這紀念性的一刻。隨後收到德國洪堡基金會的來信，邀請老師前往德國深造。在短短的幾年中，老師不僅用德文寫出《斯賓諾莎與德國哲學》一書並在德國出版外，還與德國教授合編譯了《中國哲學詞典》三卷，後來老師被杜塞爾多夫大學聘為客座教授，並在1991年授與老師「哲學名譽博士」，此乃是德國戰後授與中國學者的唯一名譽稱號。

    最後，漢鼎老師以詮釋學為溝通中西方、古今的橋樑，不僅可以此解讀哲學，也能藉此檢視文化、藝術等方面，勉勵學子們在各領域中，可帶入詮釋學的理念，為詮釋學的研究增添更多光彩。

訪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洪本健老師

◎圖/洪本健老師提供，文/李大巧

刊登於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友會101學年下學期發行之系友電子報

訪談時間：102年2月27日11:00

訪談地點：中央大學香草庭園

    與本健老師相約中大會館，原欲往校園咖啡用餐，卻發現搬遷歇業中，於是在細雨綿綿中，與老師沿著環校道路，邊介紹校園環境、邊漫步前往香草庭園。由於擔任客座教授一職，老師與師母二月初即來臺，閒談之中提到與花蓮的親戚同迎新年。談起花蓮就想起了吉安鄉，於是聯想到江西省吉安市，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歐陽修的故鄉，開啟了本健老師對唐宋古文研究及求學路的回想。

    自國中即閱讀古典文學的台灣學子，對唐宋八大家並不感到陌生，老師因就讀初中（編按：國中）時即接觸王安石的〈祭歐陽文忠公文〉：「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這一段優美的文字，讓老師的心海起了漣漪，對唐宋時代的文人作品起了無限的嚮往，行文之中也欲仿古人之文采。讀高中後，接觸更多更廣，更加深了老師對唐宋文學的興趣。

    進入華東師範大學後沒多久，即遇上了四清運動，下鄉去了安徽滁州，在那裡，看到心儀已久的醉翁亭，現地感受了歐陽修曾流連忘返之所在。回到上海繼續學業又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後在中學當了十年的教師，期間依舊孜孜不倦地閱讀歷代散文，自然包括歐陽修的相關文學作品。在大時代的波濤中，求學之路並不明朗。

    恢復研究生考試之後，考回母校華東師範大學繼續學習，因原本研究先秦文學的導師出車禍過世，於是三個同窗在無助中，轉向大學時曾受業的葉百豐先生，提出希望轉而研究唐宋文學的想法，蒙葉先生寬宏收為門生。多舛的求學生涯，磨練出了老師做學問的軔性與毅力。

    葉百豐老師出身安徽桐城，家學淵源之故，對古文非常在行，對學生亦關懷備至，曾推薦本健老師參與眾學者雲集的全國首屆桐城派學術研討會，使老師在研究生學習階段獲益良多。而為了撰寫學位論文搜集資料，老師整個寒暑假幾乎都待在上海市圖及華東師大圖書館，每日足不出「圖」地埋頭於學問的鑽研之中。在撰寫《醉翁的世界：歐陽修評傳》時，得到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學識淵博的范炯編輯的熱情鼓勵，並在該社出版了自己的處女作。本健老師特別感激地提到中華書局資深編審劉尚榮先生，說他為學術把關，以高度負責、精益求精的態度審讀書稿，作出了許多修正和補充，使該社出版的《歐陽修資料彙編》的學術品質得到保證。本健老師稱劉尚榮先生引領自己走上了深入研究歐陽修的學術之路。由於埋首苦讀，辛勤筆耕，老師還出版了《宋文六大家活動編年》（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王安石散文選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中國文化經典要義全書》之一《唐宋散文要義》（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解題匯評古文觀止》（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宋代散文評點》（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歐陽修詩文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等著作。

    看著本健老師侃侃而談自己的著作的神情，訴說每個細節、每個過程、每個貴人、每個契機，不禁跟著老師一起進入唐宋文學及文獻學的世界中徜徉。老師提到了出版這些書籍的重要幕後推手──該出版社的編輯們──因此，我們得知當時的編輯們慧眼獨具，不僅推動出版了具學術價值的作品，也為審訂著作下了許多功夫，堪稱出版業的一段佳話。

    而一百學年度來校擔任客座教授的陳慶元教授，是本健老師的多年好友，兩人因學術研究相近而得以常在研討會上碰面、切磋，加上兩人皆為福建人，親不親故鄉人，特別惺惺相惜這段友誼。提及慶元教授就想起他日日在中大泳池的身影，在慶元教授的推薦下，本健老師也決定在學術研究之餘，養成固定運動習慣。倘使有空造訪中大游泳池，說不定能在泳池畔巧遇本健老師！

訪福建師範大學中文系陳慶元老師

◎圖/陳慶元老師提供，文/李大巧
刊登於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友會100學年下學期發行之系友電子報

時間：101年4月19日12:00

地點：中央大學校園咖啡

    與客座教授陳慶元老師、建峰學長一同走向校園咖啡的路上，談起老師於97學年上學期在東吳大學客座時，有感而發寫的文章，曾刊登於《金門日報》及《金門文藝》，後由金門縣文化局集結成書出版的《東吳手記》，書中以遊記為主、台灣旅遊抒情懷想為輔。因筆者為淡水人，便將話鋒轉至了古名滬尾的淡水，老師對書中所提景點侃侃而談，筆者因而得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觀看自己生長的故鄉，就像老師對於做學問的態度：「一個問題，思考角度是多元而非單一的。」是老師今日為我們上的第一堂課。

    1964年通過高考就讀福建師範大學。慶元老師說，在那個年代，就他的個有的背景而言，能上大學，算是很幸運了。兩年後大陸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到農場鍛煉、當中學老師，1979年考上研究所。回想這段日子，慶元老師說每個人的因緣造化不同，在那樣一個動盪的時代，運氣不算壞。但聽了老師回首這段前塵後，我們一致認為：是老師把握每個當下去努力，又碰上了機緣，因此中年以後的人生才比較順遂。譬如在「文革」期間，老師利用時間鍛鍊身體、自讀外文，為未來預先鋪就一條順坦的大道。事實證明，老師的先見及「武裝」讓自己坦然度過了在農場強度很大的勞動時期以及順利通過考研究所的外語測驗。「人生除了機緣，還需要努力；自身的努力，有時也能改變你的境遇。」是我們從老師身上學到的第二課。

    就讀研究所，是慶元老師學術生涯的轉捩點，在段熙仲先生(1897~1987年，安徽蕪湖人)門下受業，深深影響了老師的治學，一生中受用無窮。段先生1927年畢業於中央大學前身東南大學，畢業後長期在中央大學任教。1949年之後，大陸院系調整，段先生轉到南京師範學院。段先生精通《公羊》、《儀禮》，晚年對《水經注》又下了很多的功夫。在段先生的要求下，慶元老師將兩漢魏晉南北朝的基本典籍──不論是正史或別集，包括古注──都從頭到尾讀過一遍。經過如此系統地讀書，對那個時代的作品及背景有了初步的掌握後，做起研究來，確然更能發現問題。「今天的學生做研究，大多是先想好一個題目才來找材料『填充』。然而，讀書治學，只要能夠腳踏實地，把該讀的相關書籍一本一本從頭到尾念一遍，問題就自然出現。我看今天的研究生，要他們像我們那個時代那樣安分地讀完基本典籍，已經很難了。當然，我依然會要求我的學生這麼做，但不會勉強，畢竟時代有異。」老師慨然有思地說道。的確，對於處在資訊便捷、電子書方便獲得的現代學子而言，要如此心平氣和、按部就班地遵循老師輩的治學方法，不容易。不過，回身一想，系統地讀書才是最基礎最扎實的方式。我們這個e時代，犯在兩種過錯：要麼比前人更加懶散，要麼比前人更加急躁。然而，也正因為這個重量輕質、以多為美的躁鬱年代，前賢厚積薄發的治學方式，或許，只能成為遙遠的理想。

    另一位影響慶元老師深遠的，是慶元老師的碩士口考老師─曹道衡先生的學術、為人處世。曹先生的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是學術界公認的首屈一指的專家。曹先生因其叔與段先生為同學，不敢以師輩自居，書籍題贈或書信往來必稱兄。對於這一點，讓慶元老師覺得不妥，並也適時表示，然而曹先生依然堅守，以「須依禮法」回答慶元老師。慶元老師對當代部分學子不尊師禮、妄自尊大，菲薄師長的狀況感到難過，人倫的失序、傳統的破壞，讓老師更加嚮往上一代老先生們的風範。從曹先生身上，我們看到了前輩學者們的謙和，做人處世的謙沖禮讓，是我們應當效法的目標。這是又一課。哲人已去，如水悠悠，獨留遺孀，望盧思人。提及健在的曹師母，老師每一年仍不忘寄送明信片，問好道安。也許，老師的顧念舊情，正是我們如今這個有情眾生的無情世界裡所最缺少的。

    早幾年，慶元老師就想寫一本《師友贈書錄》，內容記載師長、學生及友人們的贈書，追述與師友們的交往及情誼狀況。相信未來這本書的出版後，能讓我們這些當代學子一窺老師們的交往狀況，可說是相當期待發行日的到來。慶元老師來中大客座，不少朋友期盼他在繼《東吳手記》之後再寫一部中大的《手記》。慶元老師說，可能會取名《松濤閣手記》，每天徜徉往來於萬松之間，有非常難得的體驗。

    接著，話題轉到了慶元老師的研究方向：六朝文學及地方文學。〈大明泰始詩論〉一文，獲得了中國社科院《文學遺產》優秀論文獎和福建省政府優秀社科獎一等獎，對老師來說不啻是相當大的鼓舞。未來也想對〈魏晉南北朝佚詩詩題考〉及張燮〈《七十二家集》等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慶元老師曾出版《福建文學發展史》一書，原定寫至辛亥革命，但因篇幅過長，在出版社的要求簡化下，將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間的章節取出。將來有機會另出一部《福建近代文學發展史》。在地方文學的編寫上，秉持著「大家說的我就簡略地說，或者說些與大家不同的意見；大家沒說的我就多說些。」的原則，處理了福建文學的編撰。近年來則整理了晚明福建典籍，主要研究對象為：張燮、徐(火勃)、曹學佺、林古度等作家的文集的整理、年譜的撰著，以及專書及相關文章的寫作。

    多年的教學經驗累積，慶元老師歸納出三個做學問的方法與讀者們分享：一是寫論著，找出問題並研究，寫出對學術有貢獻的著作和文章；二是古籍整理，透過系統化地閱讀，能讓自己有更全面性地對研究領域有所瞭解；三是作品欣賞，不只是寫，也能看、也能評，如此才能對後進闡述自己的治學心得。相信這些良方對我們未來的學術研究能起許多幫助！

    對學術研究，老師認為，「譬如說人生吧，不一定每個人都非得去做大事業不可，能做好小事業有時也不容易；學術研究也不一定非得去做大題目不可，能做好小題目，解決一些局部的或比較小的問題，其實也不容易。」在和老師的分享中，我們看見了學者風範，也期許自己在學術研究中，能走在更樸實、穩健的路上！

訪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李元皓老師

◎圖/李元皓老師提供，文/李大巧
刊登於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友會100學年上學期發行之系友電子報

時間：101年1月14日10:00

地點：中央大學文學院二館研究室

    回憶第一次叩門進入元皓老師的研究室，就感受到老師的熱情，喝杯茶後就與老師敲定下週再進行訪談。隔週，依約來至老師的研究室，一入門，就見到老師精神奕奕地等著我們。

    元皓老師的學歷，乍看之下與戲曲的關係似乎不大，又是怎麼與戲曲結緣的呢？問了老師後才知道，原來老師自小就喜愛讀演義小說，加上老三台以前時常播戲曲節目，同時，那時販售老京劇唱片是非常普遍的事，如同現在的流行歌曲一樣受歡迎，使得老師從小就浸淫在京劇的環境中，也是那時開始跟戲曲結下了不解之緣。

    之後，進入大學，就讀社會學系，在大四那年的專題報告裡，嘗試從社會學的角度看京劇，於是寫了一篇「京劇中的社會思想」，也就是這篇報告，結合了興趣與專業，啟迪了元皓老師往京劇社會學鑽研的興趣。

    接著，進入研究所，從事大陸研究，對於實用社會學很著迷，但仍舊想寫戲曲相關的研究，於是，以「大陸地區『京劇』的變遷及其社會文化含意」為題，寫了碩士論文。因論文內容涉及戲曲，開始與王安祈老師聯繫，也因興趣逐漸加深，甚至考進清大中文所，成為王安祈老師的學生，以「京劇老生、旦行流派之形成與分化轉型研究」做為博士論文的題目，繼續鑽研戲曲與社會學的關係。還記得剛進入中文所時，第一次參加研討會仍比照法學院的風格辦理：穿西裝、打領帶，全身行頭齊全地參加，進了會場才發現自己與大家格格不入，也成了當天最風雲的人物、全場要求合照最多次的人！這時才發現：自己真的進入了「文學院」就讀。

    元皓老師認為，從社會學系到現在研究戲曲，其實領域跳脫不大，只是能夠用另一個角度來觀察戲曲。能夠掌握愈多的模型，對研究戲曲有許多幫助，同時也能從更多的面向來研究戲曲的形成與發展。

    元皓老師對戲曲中的劇本學特別有興趣，尤其是從雜劇到曲藝、再到當代的戲曲發展，能夠從各朝各代及各種戲曲的劇本來研究某齣戲，當每個朝代因時空背景不同，著眼點的改變非常有趣，將在下學期開「戲曲名著選讀」，期待各位研究所同學來選讀。

    而本學期開的「物質文化與戲曲」則是因老師的國科會計劃而新設定的一門課，這門課堂上，談論了從經濟史、文化史方向的京劇呈現，在這方面，大陸的城市中又以上海比北京顯著，箇中之因，為上海是個商貿比北京還要旺盛的城市，而京劇唱片的發行又隨著商路的流動，而跟著到各地發展。並且，牽涉到版本學，每一版本戲的來龍去脈，都隨著來源的不同以及接著的去路，使戲曲的發展方向愈來愈不同。同時，相較於西方，教會能夠提供相當大數量的古籍做為學術研究的來源，在古代的中國，並無一個保存此類書籍的機構，故當代學者們想研究這個領域的學問時，手頭上常缺乏完整的文獻來探討。

    於此同時，元皓老師不忘提個人鑽研較深的老唱片研究，當初1950年代，因唱片壓製仍舊是獨占的產業，於是研究老唱片只需鎖定女王唱片、鳴鳳唱片、第一唱片等唱片行的出版品，來源較簡單易掌握。而到了1960年代，因掌握了製作唱片的技術，地下唱片行漸漸興起，使當時購買老唱片是輕而易舉、便宜而方便的戲曲興趣培養方式，不過，這也使得研究這個時代的老唱片變得較為不易。

    此外，元皓老師也有許多訪談經驗與我們方享。因對相聲喜愛非常，首次與魏龍豪的談話，加上之後因緣際會訪談了吳兆南，都成為難忘的回憶。就讀博班後，跟著王安祈老師撰寫《京劇五十年》，跟著安祈老師訪談了許多聞名台灣的京劇名家，其中印象最深刻的經驗是訪問王復蓉(陶喆的媽媽)。跟安祈老師在咖啡廳裡等了一個半小時，手機沒人接，在元皓老師及安祈老師考慮該不該繼續等下去時，王復蓉才全身血跡斑斑地出現，這可嚇傻了兩位老師。一問才知道：原來王復蓉退出劇壇後，就積極參與照顧流浪動物的計劃，那天之所以遲到，是因為路上碰見車撞了狗，送狗至醫院後，才趕至咖啡廳進行訪談。這特別的經驗，是老師寫書時的種種附帶的趣事之一。

    在種種的訪談趣事中，我們進行了這次的訪談，老師勉勵我們未來能繼續研究各地地方戲曲，而不只是鑽研京劇、崑曲等大劇種。有機會也要親自造訪一趟山西師範大學，當地的戲曲文物、名勝古蹟等，對研究戲曲的學生們來說，都是十分值得親眼一見的景點。

訪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文學系胡曉明老師

◎圖/胡曉明老師提供，文/李大巧
刊登於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友會100學年上學期發行之系友電子報

時間：100年11月8日15:00

地點：中央大學文學院一館研究室

今日造訪客座教授胡曉明老師研究室，與老師聊起治學與教書生活的點點滴滴。提起自己的求學之路，不免憶起影響至深的兩位老師，聽老師娓娓道來，彷彿跟著老師坐時光機回到當年。

兩位老師，分別是曾任1930年代四川成都蜀華中學校長的賴高翔先生、華東師範大學時的王元化先生，他們成為曉明老師的求索道路上的恩師。

曉明老師的父親，曾就讀於遷臺前的中央大學政治系。而父親的老師，正是師承於蜀學王闓運先生、林山腴先生的賴高翔老師，人稱「現代陶淵明」，因在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接手中國大陸後，原為私立的蜀華中學隨即充公，於是賴高翔老師從此隱居成都。中學時代，曉明老師常在高翔師後院的竹林邊，聽他細說古史、詩歌、小賦、莊子等。從此懂得不僅中文的世界有義理、有考據、有辭章，也還有與這三項不同的「文章」。高翔師多次談到蜀學的特點是能見其大。他認為研尋故籍，自必「洪細兼該，無幽不照」，但是作為「文章」，啟導來學，應當「通達今古，務洽眾情」「若必穿鑿以為奇，瑣屑以為博，則有乖通識，非蜀學之所以異於東南者。」所以曉明老師後來到江南的安徽去念碩士、上海去念博士，但是也依然堅持蜀學的傳統，堅持要會寫「文章」。他說現代中文學子不會寫文章，不免是教育的一大失敗。「文章」並不等同現代教育體制中重視科學、求真、求研究成果的論文，而是需貫注自己的思想、具通識、通曉大義、融匯古今、發揚人文、站在思想與文化的高度，來關心時代。這對老師的寫作，至今仍有甚大的影響作用。同時，說來話長的是，由於唐君毅先生曾經與賴先生有交往，這也使老師很早就對新儒學有瞭解、有吸引、有追隨。因而，曉明老師的客座中央大學，一方面是還父親的願，這所父親曾經讀過的大學，一草一木都看著親切；另一方面也是了恩師的緣，曉明老師與兼重義理與辭章的中央大學中文系之間，冥冥之中，似乎早就種下了一種奇妙的因緣。

就讀華東師範大學博士班時的王元化教授，更是中國當代文化思想的重要參與者。他常對學生說：「讀書人不能不關心當代，要與當代思想息息相關，二者之間是不即不離的關係。」讓曉明老師特別專注於活的感受，讀書治學生命與生命的貫通、精神與精神的交流。學問與生命的關懷並行。美國的林毓生教授，是王元化老師的朋友，前些年每年都會在上海討論問題。毓生老師在自由主義與西方傳統的影響下，對於社會關懷、自由、平等、公正、道德、尊嚴的追求，也對曉明老師產生了不少影響。比如曉明老師在十月的問學小集時的論文題目是〈從嚴子陵到黃公望：富春江的文化意象──《富春山居圖》的前傳〉，論文透過藝術史與文學史思想史的交結，呈露大義，追到了嚴子陵所代表的士的尊嚴、文明與文化獨立存在的價值，追到中國讀書人的重要思想傳統。

這幾位老師在曉明老師身上永難忘懷的價值，在於他們所提倡的人文素養都紮根於生命的深處，成為伴隨讀書、寫作的重大動能。

提到了學生時代的往事，曉明老師不忘當年的遊學經驗。在安徽師範大學當碩士生時，曾向學校申請全國訪學獎助金，前往西安、北京等地，其中在北京的柏寧寺讀書的一個月，最令人難忘。一九八Ｏ年代，仍是資訊不開放、兩岸緊張的時代，所有民國(編按：也就是遷台前)的期刊與書、港臺作品，全國僅北京有藏書，而北京的藏書又歸首都圖書館所有，因圖書館整修新建之故，該部分藏書寄存至現為雍和宮的柏寧寺供研究生們使用。回想起當時每天一大清早在寒風刺骨的冬晨中轉車前往柏寧寺，進入有一火爐在中間、溫暖如春的室內，拿著用學生證所換得的珍貴書籍、如獲至寶似的細細閱讀，中午僅食用乾饅頭以善用開館的短暫時間。在影印機尚未發明的年代，就靠自己看這些書的手抄複寫與筆記做為讀書記錄，「就像是爬過沙漠在綠洲滿盈的井水邊上大口飲水」，曉明老師如此傳神地形容著。

曉明老師想起，剛來到中央大學時，曾見國鼎圖書館地下一樓藏有當年讀過的《學原》期刊等，便如同讀碩士時去柏寧寺一般前去朝聖。不過隨著時光荏苒、中央大學所存為複印本、大小不符等因素，再也找不到當年那一份狂喜的心情了。

中文這麼博大精深的學問中，曉明老師又為何對詩學情有獨鍾？這得回溯至他十五歲時，考上工人、離家工作，離開母親，老師寄情於描寫離鄉背井的詩歌之中。「日暮蒼山遠，天寒自屋貧。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老師說那個風雪夜歸人的背影就是那時候當工人的他。那樣的溫暖，又那樣的飄泊；那樣的孤獨，又那樣的歆幸。詩的好處，就是在在都是一幅關懷。「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詩有衝動，也有傷感，總是嚮往著遠方，又總是那樣蒼涼與想家，滿滿的鄉愁。青春的生命，正是天然的詩意。從此，詩與人，互挹互注，不離不棄，詩綠綠地柔軟地展開著延伸著它的生命，它也豐富著填滿著詩的句行。人與書，相互地釋讀著。

西方文學也是極珍貴的閱讀經驗。那時沉迷於海涅《新詩集》，對於作者所描寫的神話、傳說、仙境、仙女等十分神往，那種異域的魅惑、烏托邦的抒情，帶著女性的溫馨、神秘，身體與靈魂的芬芳氣息，對年輕的心靈，有著長久的嚮往。老師在多年之後造訪德國時，特地前往海涅的故居杜塞爾多夫、他生活過的德國北方小鎮庭院及擺放銅像的漢堡探訪。提到這段「追星」之旅，老師還很開心地說：「在我很開心地用德文說海涅的名字問路時，至少有兩個人聽得懂我在問什麼，很認真主動指引我故居的方向。當時我好害怕，萬一我心中一直神秘兮兮地珍藏著的名字，在德國，沒有人知道，該多糟糕！」

提到了求學之路上所遇到的人與事，也聊了如何走上詩學一途，不免提到日本學者的求學方法與態度。日本學者讀中國文學，因是當作「外國文學」來閱讀與研究，故不免字字都鑽研至深，他們可以一輩子深入研究一個詩人，而能完成一本如同厚磚的大著，成為這個領域第一流的專家。那是一種高度專業化、技術化與科學化的工作風格。作為中國學者，在學習日本學者那種踏實、認真、客觀、精細的精神的同時，但也千萬不要忘了中國文人的傳統：會寫文章、總有關懷、靈心與詩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