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4日 星期六

訪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文學系胡曉明老師


◎圖/胡曉明老師提供,文/李大
刊登於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友會100學年上學期發行之系友電子報

時間:10011815:00
地點:中央大學文學院一館研究室

今日造訪客座教授胡曉明老師研究室,與老師聊起治學與教書生活的點點滴滴。提起自己的求學之路,不免憶起影響至深的兩位老師,聽老師娓娓道來,彷彿跟著老師坐時光機回到當年。
兩位老師,分別是曾任1930年代四川成都蜀華中學校長的賴高翔先生、華東師範大學時的王元化先生,他們成為曉明老師的求索道路上的恩師。
曉明老師的父親,曾就讀於遷臺前的中央大學政治系。而父親的老師,正是師承於蜀學王闓運先生、林山腴先生的賴高翔老師,人稱「現代陶淵明」,因在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接手中國大陸後,原為私立的蜀華中學隨即充公,於是賴高翔老師從此隱居成都。中學時代,曉明老師常在高翔師後院的竹林邊,聽他細說古史、詩歌、小賦、莊子等。從此懂得不僅中文的世界有義理、有考據、有辭章,也還有與這三項不同的「文章」。高翔師多次談到蜀學的特點是能見其大。他認為研尋故籍,自必「洪細兼該,無幽不照」,但是作為「文章」,啟導來學,應當「通達今古,務洽眾情」「若必穿鑿以為奇,瑣屑以為博,則有乖通識,非蜀學之所以異於東南者。」所以曉明老師後來到江南的安徽去念碩士、上海去念博士,但是也依然堅持蜀學的傳統,堅持要會寫「文章」。他說現代中文學子不會寫文章,不免是教育的一大失敗。「文章」並不等同現代教育體制中重視科學、求真、求研究成果的論文,而是需貫注自己的思想、具通識、通曉大義、融匯古今、發揚人文、站在思想與文化的高度,來關心時代。這對老師的寫作,至今仍有甚大的影響作用。同時,說來話長的是,由於唐君毅先生曾經與賴先生有交往,這也使老師很早就對新儒學有瞭解、有吸引、有追隨。因而,曉明老師的客座中央大學,一方面是還父親的願,這所父親曾經讀過的大學,一草一木都看著親切;另一方面也是了恩師的緣,曉明老師與兼重義理與辭章的中央大學中文系之間,冥冥之中,似乎早就種下了一種奇妙的因緣。
就讀華東師範大學博士班時的王元化教授,更是中國當代文化思想的重要參與者。他常對學生說:「讀書人不能不關心當代,要與當代思想息息相關,二者之間是不即不離的關係。」讓曉明老師特別專注於活的感受,讀書治學生命與生命的貫通、精神與精神的交流。學問與生命的關懷並行。美國的林毓生教授,是王元化老師的朋友,前些年每年都會在上海討論問題。毓生老師在自由主義與西方傳統的影響下,對於社會關懷、自由、平等、公正、道德、尊嚴的追求,也對曉明老師產生了不少影響。比如曉明老師在十月的問學小集時的論文題目是〈從嚴子陵到黃公望:富春江的文化意象──《富春山居圖》的前傳〉,論文透過藝術史與文學史思想史的交結,呈露大義,追到了嚴子陵所代表的士的尊嚴、文明與文化獨立存在的價值,追到中國讀書人的重要思想傳統。
這幾位老師在曉明老師身上永難忘懷的價值,在於他們所提倡的人文素養都紮根於生命的深處,成為伴隨讀書、寫作的重大動能。
提到了學生時代的往事,曉明老師不忘當年的遊學經驗。在安徽師範大學當碩士生時,曾向學校申請全國訪學獎助金,前往西安、北京等地,其中在北京的柏寧寺讀書的一個月,最令人難忘。一九八O年代,仍是資訊不開放、兩岸緊張的時代,所有民國(編按:也就是遷台前)的期刊與書、港臺作品,全國僅北京有藏書,而北京的藏書又歸首都圖書館所有,因圖書館整修新建之故,該部分藏書寄存至現為雍和宮的柏寧寺供研究生們使用。回想起當時每天一大清早在寒風刺骨的冬晨中轉車前往柏寧寺,進入有一火爐在中間、溫暖如春的室內,拿著用學生證所換得的珍貴書籍、如獲至寶似的細細閱讀,中午僅食用乾饅頭以善用開館的短暫時間。在影印機尚未發明的年代,就靠自己看這些書的手抄複寫與筆記做為讀書記錄,「就像是爬過沙漠在綠洲滿盈的井水邊上大口飲水」,曉明老師如此傳神地形容著。
曉明老師想起,剛來到中央大學時,曾見國鼎圖書館地下一樓藏有當年讀過的《學原》期刊等,便如同讀碩士時去柏寧寺一般前去朝聖。不過隨著時光荏苒、中央大學所存為複印本、大小不符等因素,再也找不到當年那一份狂喜的心情了。
中文這麼博大精深的學問中,曉明老師又為何對詩學情有獨鍾?這得回溯至他十五歲時,考上工人、離家工作,離開母親,老師寄情於描寫離鄉背井的詩歌之中。「日暮蒼山遠,天寒自屋貧。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老師說那個風雪夜歸人的背影就是那時候當工人的他。那樣的溫暖,又那樣的飄泊;那樣的孤獨,又那樣的歆幸。詩的好處,就是在在都是一幅關懷。「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詩有衝動,也有傷感,總是嚮往著遠方,又總是那樣蒼涼與想家,滿滿的鄉愁。青春的生命,正是天然的詩意。從此,詩與人,互挹互注,不離不棄,詩綠綠地柔軟地展開著延伸著它的生命,它也豐富著填滿著詩的句行。人與書,相互地釋讀著。
西方文學也是極珍貴的閱讀經驗。那時沉迷於海涅《新詩集》,對於作者所描寫的神話、傳說、仙境、仙女等十分神往,那種異域的魅惑、烏托邦的抒情,帶著女性的溫馨、神秘,身體與靈魂的芬芳氣息,對年輕的心靈,有著長久的嚮往。老師在多年之後造訪德國時,特地前往海涅的故居杜塞爾多夫、他生活過的德國北方小鎮庭院及擺放銅像的漢堡探訪。提到這段「追星」之旅,老師還很開心地說:「在我很開心地用德文說海涅的名字問路時,至少有兩個人聽得懂我在問什麼,很認真主動指引我故居的方向。當時我好害怕,萬一我心中一直神秘兮兮地珍藏著的名字,在德國,沒有人知道,該多糟糕!」

提到了求學之路上所遇到的人與事,也聊了如何走上詩學一途,不免提到日本學者的求學方法與態度。日本學者讀中國文學,因是當作「外國文學」來閱讀與研究,故不免字字都鑽研至深,他們可以一輩子深入研究一個詩人,而能完成一本如同厚磚的大著,成為這個領域第一流的專家。那是一種高度專業化、技術化與科學化的工作風格。作為中國學者,在學習日本學者那種踏實、認真、客觀、精細的精神的同時,但也千萬不要忘了中國文人的傳統:會寫文章、總有關懷、靈心與詩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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